公知為何熱衷炮制“不靠譜”的言論？

當前，我國社會發(fā)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，面臨著調(diào)整國家發(fā)展戰(zhàn)略的新要求，也面臨著國際經(jīng)濟政治環(huán)境新變化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(zhàn)。一些公知瞅準了時機，上躥下跳，提出了不少不切合中國實際而又千篇一律的觀念和社會構想，想要來個“渭水釣文王”，企圖為社會轉型掌舵指航。

不幸的是，這些他們所謂的“宏圖偉略”被棄如敝履。“落落窮巷士，抱影守空廬”的境遇，讓他們愈發(fā)怨天尤人，把“壯志難酬”的原因全部歸咎于“中國人人種卑劣”、“中國社會一片黑暗”。牢騷滿腹的公知，似乎從來沒想過自我反省。錯誤都是別人的，而只有自己從西方剽竊來的觀念和社會構想才是先驗的、無比正確的——此為“丑類惡物”一貫奉為圭臬的信條！

的確，觀念和社會構想在社會變革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如沒有對未來社會的理想構建，即使在現(xiàn)實中問題重重，社會變革也難以提上議事日程，因為社會沒有追求的未來目標。但是，如果人的理性過度膨脹，把觀念之間的自洽和邏輯推演當作社會發(fā)展的客觀規(guī)律，那么社會變革則可能掉入觀念陷阱。

近四十年來，社會高速發(fā)展使得原本在不同社會發(fā)展階段的不同矛盾在短時期內(nèi)集中涌現(xiàn)。官員腐敗、貧富懸殊、環(huán)境污染、地區(qū)差別等成為中國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。在社會急劇變化和矛盾集中涌現(xiàn)的轉型時期，各種思潮競相而出，都希望用自己的觀念或一攬子計劃來改造社會。但是，由觀念構成的主義都是抽象的，而社會存在的問題卻是具體的。中國知識分子從來不缺乏對自身社會角色的自我圣化，也不缺乏對未來世界的詩意描繪，但是否具有現(xiàn)代社會應當有的專業(yè)主義精神？是否具有解決現(xiàn)實問題的專業(yè)知識？

一，知識分子要從浮躁的“口號學術”或“政治學術”走向具有學理的思考和探究

相信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經(jīng)認識到，現(xiàn)今國家和人民需要的不是善于煽惑人心和以舌為劍的偽知識分子，而是更多勤于思考的學者和實干家。

美國著名的經(jīng)濟學家、芝加哥學派的托馬斯·索維爾在2010年出版了《知識分子與社會》一書，對“公共知識分子”進行了尖銳的批評。在索維爾看來，玩弄概念的“公共知識分子”有幾個嚴重的缺點：

其一，缺乏專業(yè)知識。索維爾引述了理查德·波斯納在《公共知識分子》一書的說法：許多在公眾中知名度很高的公共知識分子，在專業(yè)同行中卻聲譽平平。“公共知識分子的媒體知名度與其學術聲譽正好呈相反趨勢。”（《公共知識分子》，2010年出版）索維爾甚至認為，社會對公共知識分子的需求主要是知識分子自己制造出來的。

其二，“公共知識分子”習慣于圣化自己的觀念。“公共知識分子”善于創(chuàng)造抽象概念或制造觀念，并傾向于把自己創(chuàng)造的抽象概念神圣化。索維爾用了“構想的圣化”（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）這個說法。“公共知識分子”常認為只要按照“圣化構想”去改造整個社會，寶億萊家居飾品加盟<寶億萊整體家居軟裝生活館，就可以一攬子地解決所有的問題。

其三，寶億萊家居飾品，“公共知識分子”習慣于從圣化自己的觀念到圣化自身。“公共知識分子”認為自己能夠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社會本質，能解決常人所不能解決的社會根本問題，所以，“公共知識分子”并不僅僅把自己看成是精英，而且還是圣人般的精英，他們自詡為社會良心，負有國族的使命，可以啟蒙大眾來改造社會，最終建立一個理想王國。

索維爾的一些批評有些偏激，但對“公共知識分子”與專業(yè)主義之間關系的論述還是很有借鑒意義。

現(xiàn)代文明得以形成的一個基礎是細化勞動分工，而分工體現(xiàn)在科技領域就是分科目、分專業(yè)。文藝復興以來，各門具體科學開始從包羅萬象的哲學中獨立出來，這是現(xiàn)代文明得以產(chǎn)生的一個重要原因。即使在文科領域，政治學、社會學、歷史學、管理學、經(jīng)濟學、語言學、法學、倫理學、宗教學都已成為具體的專門學科，而這些學科內(nèi)部又分為若干個不同分支和專業(yè)。經(jīng)濟活動的分工和知識的分科是現(xiàn)代文明區(qū)別于古代文明的一個本質特征。

在當今中國，“公共知識分子”嚴重缺乏專業(yè)性已經(jīng)越來越明顯。作為一個后發(fā)國家，中國“公共知識分子”的專業(yè)主義水準遠遠落后于西方發(fā)達國家。他們熱衷的主義和口號雖然聽起來調(diào)子很高，但對于解決社會的具體問題卻并無多大功效。我們現(xiàn)在需要的是，從浮躁的“口號學術”或“政治學術”走向具有學理的思考和探究，建立起中國自身的學術傳統(tǒng)。

二，知識分子要多多接觸貧下中農(nóng)以改造自身的“理想主義”缺陷

宋朝的神童汪德溫曾經(jīng)作詩曰：“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爾曹；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。少小須勤學，文章可立身；滿朝朱紫貴，盡是讀書人。”

在這種輿論導向下，幾千年以來，國人都有著這樣一個觀念：所有行業(yè)都是低賤的，只有讀書為學才是正途。知識分子就該受人尊敬，高人一等。

因而，人們相信知識分子，對其心悅誠服、五體投地；知識分子也很自信，因為他們覺得讀了書就有知識，對自己往往有很高估計。事實上，正如歷史表明的，知識分子也會造成時代的災難，譬如，唐代的牛僧孺、李德裕二人，均以“器業(yè)自負，特達不群”而譏誚對方，罔顧民生，龍爭虎斗四十余年，弄得“爭名者于朝，爭利者于市”；晚明東林黨人（諸如李三才、馮從吾、高攀龍等）不諳世情、不務實效，強推“唯上智與下愚不移”、“君子經(jīng)事宰物，好惡兩者而已”等等不著邊際的理論，以至于樹敵過眾，使政局矛盾愈益激化而難以收拾。

這是因為，知識分子是運用自己的理性能力來進行思考與思想創(chuàng)造的，而人的理性，本身往往卻有著一些先天性的缺陷。一般說來，理性的缺陷主要表現(xiàn)在以下幾個方面。

首先，個人的理性是通過抽象思維，把復雜事物予以簡化，抽象與簡化對于概括事物是不可避免的，也是必要的，但簡化的結果往往忽略了客觀事物的復雜性、多元性、多面性以及多義性。運用簡化的理性思維來作出判斷與歷史選擇，其結果往往是消極的，甚至是災難性的。比如，簡單地把西方歷史上演變過來的體制搬用到落后的第三世界中來，這樣造成的結果是，舊的傳統(tǒng)體制被打破了，而新的西化的體制卻由于缺乏西方社會的各種條件，而無法有效運行，“舊者已亡，新者未立。倀倀無歸”的社會脫序，會產(chǎn)生各方面的整合危機，辛亥革命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（辛亥革命后先行總統(tǒng)制后行內(nèi)閣制）造成的弱政府化，黨爭、軍閥混戰(zhàn)與國家碎片化，也是中國20世紀災難的起源。

其次，個人理性的缺陷還表現(xiàn)在，寶億萊家居飾品，一個社會主體所掌握的信息總是不全面的，當人們根據(jù)這種片面的信息來決定歷史性的行動選擇時，就會導致歷史選擇與判斷的失誤。